两岸近代史研究，从“难以交流”到“多有共识”

作者：汪朝光 发布时间：2016-11-18 15:08 访问次数:179

        开始于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的中国近代史，可谓中国所遇“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开端，既为国人所感知，自亦当为学界所关注，只是直到20世纪的前一二十年，作为那时的“当代史”，“近代史”还没有从整体上进入学界的视野。鸦片战争发生90年过后，1931年，罗家伦发表《中国近代史的意义和方法》，提出了“中国近代史”的概念，标志着这门新兴学科的产生。罗家伦当时所强调的近代史研究应考虑国际环境、提倡厚今薄古、注意整理史料，至今仍然具有启发意义。1933年，李鼎声（李平心）写出了第一本《中国近代史》。此后，作为一门学科的中国近代史，由孕育而成型而发展，逐渐由过往学者所不屑的隐学（所谓当代人不研究当代史），而成为众家所趋的显学（当代人更关心当代史）。20世纪三四十年代，如蒋廷黻、李剑农等治近代史的史家已然自成一说，崭露头角。而马克思主义史家尤其注重对近代史的研究，并以此而解读中国社会性质，阐发中国社会矛盾，张扬中国革命意义，在近代史研究的扩大化、普及化方面，起到了独有的作用，范文澜、胡绳等也因此而成为一代史家的代表。

        1949年以后，随着整个中国大陆社会政治和学术环境的变化，近代中国的历史变迁演进，成为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胜利的历史大背景，近代史研究不仅仅是对一段历史的学理探究，不仅仅是随着时间流逝而致历史研究限界下移的需要，更具有解读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之源流、兴起、波折、成功的现实重要性，不仅在学界得到高度重视，而且也引发政治和社会层面乃至一般读者的持续关注，成为中国大陆史学研究的真正主流领域，学科分类齐全，研究人员众多，大家名家辈出，而从中学到大学的历史和通识教育体系中，近代史亦为重中之重，各种近代史的通论性、专题性著作和教材又何止以成百上千之数量计。

        在海峡对岸，国民党虽然失去了大陆执政权，被迫退守台湾，但是为了维持其执政“法统”，也强调近代史上自兴中会到同盟会再到国民党的“民国”历史传承，使得近代史研究在台湾亦为历史研究的显学。因此，就宏观面相而言，两岸学界各有各的政治立场，对近代史尤其是1927年以后的近代史解读明显有异，差别巨大，难以交流对话，但亦异中有同，即都共同坚守着作为中国的近代历史；而在微观面相，两岸学界都重政治、外交史研究，重历史大事件和大人物研究，而对经济、文化、社会、思想、基层面的研究则都有所忽略或关注不足。

        20世纪70年代以后，两岸的政治、经济、社会环境都有了很大变化。1978年，中国大陆开始了延续至今的改革开放大潮，牵动着整个社会层面的变化，也自然导致了学术环境的变化，学术研究逐渐摆脱了过去极“左”政治思潮并由此而致的以政治为唯一评判标准的影响，开始走向以史料为基础、以事实为本、实事求是的研究立场和方法，形成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学术氛围，中国近代史研究得以空前的繁荣和发展。台湾也自70年代中后期开始逐渐发生政治变化，过往近代史研究中的一些僵化固化立场得以被矫正，对近代史的认识有了很大改变。尤其是随着大量过去深藏不露的档案文献史料的开放，随着全球化的进程和国际学术潮流的衍变，海内外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亦在不断发展、深化、创新，成果迭出。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两岸学界有关近代史研究的交流逐渐由遥不可及而得以成为现实的可能。

        1982年，海峡两岸学界以美国的学术场合为平台，有了首次的交流，美国方面当时邀请两岸各自组团，参加在芝加哥举行的“亚洲研究年会”有关辛亥革命的专场学术讨论会，这是因为两岸都尊崇辛亥革命和孙中山，所以这个话题可以将两岸学者聚在一起。大陆学者由著名历史学家、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胡绳先生带队，台湾学者由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主任委员秦孝仪先生带队。因为彼此不了解，会议开始时，两岸学者都比较谨慎，除了学术讨论，没有其他交往，而在讨论中，往往也是各说各话，例如对辛亥革命的性质问题，双方意见截然两分，争论不已。不过到了会议结束时，情况就有了变化，毕竟大家说的是同一种语言，有近似的思维方式，而且都好吃中国菜，都能喝点也愿意喝点中国酒！

        两岸学者更多的学术交流，还得等到台湾“解严”以后。大约从1990年开始，两岸学界有了直接的学术往还，交流越来越多，彼此互访、参加学术会议、查阅学术资料、出版学术著作，渐渐地大家也就都习以为常了，可以说，两岸治中国近代史的学者，不了解对岸的研究甚或没有访问过对岸的，现在真是少之又少了。可能当年那些两岸学术交流的先行者也想不到，二三十年之后，两岸学术交流能够达到今天这样多层次全方位的广度和深度。不仅如此，两岸学者对于近代史研究的共识也越来越多，如在选题方面，两岸学者都日渐重视社会、文化、城市、基层、女性历史的研究；在认识方面，两岸学者对于北伐历史、抗战历史、战时外交，等等，也都有许多共同的看法。如台湾学者陈三井先生所言，两岸学术交流起初是“境外相遇，犹抱琵琶半遮面”，及至“轻舟已过，两岸猿声啼不住”，再到后来“海峡春潮，从此千山可任行”。可以说，两岸学术交流的广泛和深入，已经为两岸学者更深层次的合作和共同研究创造了坚实的基础。

        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201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提出了由两岸学者共同编撰一部《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计划，并得到了台湾学界的积极回应，这就有了现在这部《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

        在《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研究计划刚刚起步之时，针对目前近代史研究的不足，根据两岸学者的研究现状，考虑到发挥各自研究之所长，兼顾到研究计划完成的可行性，主其事者的设想是：

        ⒈以专题和专论的形式，体现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广度与深度，尤其着重体现1980年代以来中国近代史研究在史料运用、研究方法、个案解读、历史诠释等方面的新进展与新趋向，注重其学术性与前沿性，反映前沿学术成果，体现最新研究水准。

        ⒉面向学界同行，具有国际视野，体现全球化时代学术研究的新特点，同时亦考虑到大学本科以上学生及社会大众读者的学习需要和阅读兴趣，力求有更广大的读者面。

        ⒊在注重学界过往比较重视的政治、外交史研究的同时，也注重体现近年来学术研究的新视角与新趋向，在经济、思想、文化、社会史研究等方面，亦将留有充分的写作与讨论空间。

        ⒋全书框架结构分为晚清卷与民国卷，其中各卷上册讨论政治、军事、外交、制度，着重历史演进的纵向时间与事件人物，下册讨论经济、社会、思想、文化，着重历史发生的横向空间与社会结构。

        ⒌考虑到学术研究的百家争鸣特性以及作者来自不同地域和机构，具有或同或异的学术背景和研究经历，不要求研究者以同一的研究视角和话语系统从事研究与写作，而是充分尊重作者个人的研究兴趣、学术见解与表述方式，在充分自由讨论的基础上，以客观真实、实事求是为本，凸显学术共识，保留学术差异，体现学术多元性多样性。

        ⒍研究不求面面俱到，但求有感而发，内容详略得当，文字通畅可读，以论为主，夹叙夹议，总体论述简洁而讲求逻辑。

        从《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的完成本观察，当初提出的研究设想大体达到了，其创新意义在于：⒈汇集了两岸最具研究前沿性的众多学者对于中国近代史的最新认识，体现了研究的最新进展；⒉近代中国重要的关键的历史事件人物、社会结构、思想文化等基本得以呈现在研究中，广度与深度并具；⒊论述客观求实，避免个人主观性，注意历史复杂性，消除过往之某些偏见误解，力求去陈言，展新意，尽可能接近历史的真实及其本来面目；⒋史料丰富，叙述平实，评价得当，文字可读。例如，书中用了三章篇幅论述清末新政时期的历史，讨论为何清末新政改革仍然未能避免清朝的覆亡；再如，书中对北洋政治和外交的研究，改进了过去两岸研究中的不足之处；又如，书中对国民党制度和派系及其执政兴衰的研究，对中共革命源流的研究，对晚清思想文化的研究，对民国财政金融的研究，在在体现出弥补过往研究欠缺之新意。

        《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的作者，包括大陆学者34人，台湾学者21人，香港学者2人，以活跃于研究一线和前沿的中（青）年知名学者为主。在研究和写作过程中，作者们都能秉持实事求是的态度，以史料为基础，以史实为本原，回到历史的现场，还原历史的过程，探究历史的真相，建构历史的解释。两岸学者对中国近代史的许多基本方面是有共识的，毋庸讳言，对于一些历史问题尤其是一些政治史问题的观察角度和看法，两岸学者也未尽相同。求同存异，也是学术研究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题中应有之义。在编撰过程中，两岸学者保持着密切的沟通，并不时赴对岸查询资料、直接交流，同时还实行文稿互审，以从客观的角度发现文稿中可能存在的问题。在全书写作过程中，并未出现双方全无共识、无法沟通的情况，有些不同意见在充分讨论的基础上，基本可以得到解决。

        思之于史事，而成之于践行。《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自酝酿到出版，历五年而成事，是海峡两岸学者共同研究、合作撰写的第一部《中国近代史》。它的出版，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最新成果，也是两岸学界由分而合、建立共识、携手合作的良好开端和成功范例，也可以说开创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新篇章。未来两岸学界的合作具有无限广阔的空间，如进一步实现史料的搜集共享，建立为全世界学者都可利用的开放式史料平台；再如合作进行研究课题（如双方有共识的抗战研究）、合作举办学术会议、合作培养研究生、合作开设历史课程，等等。而其更大的意义还不仅仅在于此。历史研究是非常讲求文化和研究者主体性的人文学科，中国又具有悠久的历史和历史撰述传统，海峡两岸学界完全可以在今后进一步加强合作，在共享史料的基础上，共同研究，共写历史，同时更注重凸显中华民族和中国人的主体性，建立基于“中华史观”的中国史学流派，从而在全球化的时代，建立中国史家对中国历史的主体性诠释，建立近代史研究的中国学术话语体系。

本文转自《中华读书报》2016年11月9日。